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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07

幼兒園少數的男性教保員-渴望陪著孩子成長的張建勛

光聽聲音就令人感受敦厚的張建勛,目前在台東海端鄉擔任教保員一職。他本來從事殯葬業,退伍後投身教保,更從老家桃園移居到台東的部落,如今更是努力嘗試考上教師職缺,繼續陪伴幼小的孩子一起長大,背後驅動他的那股力量,是孩子畢業時的一聲謝謝。

當建勛讀到大學時,他的志向很明確,以教育學系為優先,並順利分發到台東大學幼教系就讀,更就此與台東結下不解之緣。畢業後,他曾一度感到迷惘,不太確定是否要從事幼教行業,恰好系上的學姊家裡開的葬儀社正在招聘員工,問他有沒有興趣,於是他便入葬儀社工作一年,直到服兵役為止。

「我要入伍之前,葬儀社的老闆跟我說,要給我一份挺不錯的待遇。沒想到我退伍去找他,他已經找到固定員工,雖然還是肯聘我,可是最後給我的待遇不如當初那麼好。」他解釋道。

葬儀社老闆說變就變的態度,讓建勛對外面的世界感到生氣和灰心。儘管依舊有份工作可以糊口,他總覺得薪資太低,再加上對老闆的不信任,他開始感到心慌意亂。後來他又陸續嘗試幾項工作,其中包括麥當勞的外送員,可待遇都不如他所想。百般挫折下,他開始反思未來還有哪些出路可選。

建勛左思右想,覺得教育體系的薪資是多少就是多少,不會外面的業界出爾反爾,不如試試看幼教業吧。「我想,我自己學習幼教四年,也常常舉辦活動,更有充分的現場教育經驗,資格和經歷兼具,為什麼不乾脆投入幼教業呢?」

真正令建勛留在幼教業的,不是待遇,也不是工作環境,是那些每天相見長年陪伴的孩子的笑容。

「以前上課的時候,我們陪伴孩子的時間大概就是半天甚至幾小時而已,可是實習是整天,一路陪伴到孩子畢業為止。我跟孩子培養默契,他喜歡我,我喜歡他,每天相處融洽,甚至當孩子畢業的那天我和孩子都很捨不得,那種濃烈的情感才是令我決定投身幼教的緣由。」

建勛的實習場域是台東大學部設幼兒園,後至溫泉國小代課,考上新生幼兒園的教保員。任職兩年半後,處在教學現場的他嘗試跨足到行政部分,後來到康樂國小附幼做代理師,教學外還兼行政。去年二月他轉至崁頂國小附設幼兒園,同樣擔任教保員。

從市區一路轉戰到偏鄉,建勛在兩地遇到的教學環境有同有異。相同的地方是家長不太會干涉教師的決定,在教學現場會尊重教師的判斷和教學方法。他認為資訊發達是關鍵,大部分的家長都很了解教師的教養方式,再加上學校會固定舉辦親子日和座談會,讓教師有機會在家長面前闡述自己的教學理念和執行方法,換取家長的信任與敬重。

「雖然教學上不太會干涉,偶爾會遇到教養上的差異導致的問題。」建勛笑說。他曾照顧過一位小女孩,吃飯比較慢,又愛挑食,每次吃飯都是最後一名。當其他的孩子已經刷牙漱口回到教室看書,她則還在食堂一口一口慢慢吃。當小女孩跟爸爸哭訴,爸爸便氣沖沖地質疑他,為什麼不順孩子的意,給她一口飯就好,讓她可以當吃飯第一名。

「我會是按照她的營養需求,給她可以吃完的量,然後逐步調整。當家長提出要求,我也接納,就把她的飯量減到幾口而已。只是執行一個禮拜後,女孩的媽媽跑來跟我說,飯菜能不能改為正常的量,因為孩子肚子餓,每次回家都抱怨著想吃零食。」他無奈笑道。

不一樣的地方,就是偏鄉的孩子往往是隔代教養,不看電視也沒有手機,每天接收到的資訊只有部落的族語和老人家的智慧,受到的刺激相對缺乏。比起市區的孩子每天玩手機看影片,接收的資訊豐富多元,導致他們在面對同樣的課題時展現的能力差距很懸殊。

「我的經驗是,我只要是在附設幼兒園,就只有你一個男生。在新生幼兒園,七個老師和七個教保員,也是只有我一位男生。」建勛解釋工作現場的男女差異。

建勛大學讀幼教四年,班上十位男生,二十幾位女生,算同屆裡男生算多的一班,至於其他班,男生幾乎都是個位數而已。雖然近年來幼教業的男性比例逐步提升,當年的十位男同學裡,也有七位投身幼教,可是教學現場的男性比例依舊偏低。

「每當我參加縣政府舉辦的幼教相關課程,台東的男女比例很懸殊,大概是五、六十位女生和一、兩位男生。」他笑道。

在男少女多的職場裡工作,建勛並不認為有哪裡不適應的地方。他的大學生涯就已經男少女多,四年的時間不斷磨練如何與女性討論合作以及建立共識,進入職場不過是延續就學的環境,從一個小團體換到一個性質相同的大團體罷了。他進一步提到,很多人認為幼教現場很像單親家庭,教室裡往往只有女性教師,缺乏男性教師。他在教室裡就好像是扮演爸爸的角色,孩子面對他的態度和行為與面對女性教師會有些微但鮮明的差異。「也有可能是孩子家裡的爸爸比較有威嚴,就會投射到我身上。」

至於溝通方面,建勛認為跟異性同事溝通不會有太大問題,不僅是大學四年的磨練和五年的工作經驗,令他對於男女關注的差異點頗為明瞭,一旦與同事建立默契後,教學現場也不曾遇到問題。「然後我自己挺宅的,下班就想要自己一個人或跟家人相處,完全不會跟同事交際。」他笑著解釋。

因為孩子往往會將心裡父親的形象投射在男性教師身上,而一般父親往往偏向威嚴,建勛很習慣在教學現場利用孩子的投射,為自己塑造起平時可以玩得很瘋,生氣時又沈默嚴厲的父親角色。

「我在教學現場,會刻意扮演一個類似黑臉的角色,因為我本身的性格,這種角色我比較能夠勝任。我的搭檔都很有默契,能夠隨時配合,適時給孩子問候和關懷。」建勛談到他的教學方法。透過他和搭檔一軟一硬的教學方式,孩子很快就學會教室裡的規矩,懂得什麼時候可以放肆地玩,什麼時候要安靜收斂,尤其知道哪些規矩要守,哪些線不可以觸犯。

「我跟孩子可以玩得很瘋,但當孩子做錯了事,需要有人嚴厲,我會先站出來。久而久之,孩子會習慣,我可以陪他們一起玩,但是當我將生氣的面孔擺出來,孩子就會立刻檢視自己有沒有做錯事情。」

嚴厲歸嚴厲,建勛心裡深知,那全都是為了孩子好而展現出的外表。他教學五年,遇到不少起伏跌宕,對目前教保員和教師的差異頗有微言,也曾經遇上不少難以言明的問題。他之所以能夠在教育現場支撐那麼多年,陪伴一群又一群孩子成長,不是因為待遇有多好,或是工作內容多簡單,純粹是教學時孩子給予他那份純真的情誼,以及在畢業的那一刻一臉的不捨。

不管他的臉有多黑,他的心是永遠疼愛孩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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